首先，完善《宪法》，加强《宪法》解释。
在行政诉讼中也就必然存在要求行政机关承认某一法律关系存在与否，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实体请求权。法规范的一般性在保障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法律关系抽象、不确定的问题。
其二，行政行为也可以成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17]但是直到刘广明诉张家港市政府再审行政裁定案（以下简称刘广明案）之后，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才进一步发展。在规范结构上，一方主体的请求权通常与另一方主体的义务相对应。[67]在撤销判决中，行政行为的定性及合法性判断是行政诉讼的关键环节，法院审理的核心问题不是公民、组织权利主张是否成立，而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坚持单一的行政行为视角，排除私人的请求权，无疑会削弱行政过程中私人的法律地位。
是否要用请求权沟通行政实体法与诉讼程序，属于立法政策范畴，不存在唯一结论，但请求权有利于协调实体法及其诉讼实施。[69]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531—532页。对于连坐措施何以违宪，受限于工作报告的形式和篇幅，禁止连坐备审意见仅作出不符合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的判断，而未展示违宪判断的完整论证。
有关通告对涉罪人员近亲属多项权利进行限制，违背罪责自负原则。但晚近的四阶构造的观点认为将目的正当性审查作为比例原则审查的第一步仍然是必要的，其具有查明真实目的、实现实质正义、保障人权、促进实质民主和良好行政等积极意义。这些权利并未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但在《宪法》其他章节中有规范基础。此限制应在情势所需的边界内，并在尊重个人自主人格的前提下作出。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犯罪人之所以须承担造成不法的制裁后果，归根结底在于其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而决定实施不法行为，刑罚的正当性恰恰在于基于个人自决的自我负责。
这里的公共利益显然不是漫无边际的，在超出刑法上的没收制度之外额外剥夺财产，是一种缺乏合宪基础的制裁手段，其目的也难言正当。每个人原则上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以及跟谁订立契约，以及该契约有怎样的内容和形式。正如报告指出的，罪责自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一个有过性犯罪记录的人，固然不应获得担任教师的机会，但何以同样不能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运输？此外，某些职业禁止所指向的犯罪类型，是否与该职业之间存在实质关联也存在疑问。
根据学者对于我国再犯率的调查，与域外国家相比，我国的再犯率明显较低。说理不充分是我国建构中的备案审查制度的现状，于此也增加了在学理上对禁止连坐备审意见展开细化论证的必要性。但是，人作为不受身份束缚的独立个人，仍然是《宪法》基本权利章的第一个条文的基本设定。粗糙的规定导致了犯罪人难以就业的普遍后果，而广泛存在的政审更是将几乎所有的刑事犯罪都纳入资格审查不通过的最终结果之中。
相对于《刑法》第37条之一的概括性规定，《公司法》第178条的规定在实质关联性上表述得更加具体、明确，类似的还有《食品安全法》第138条第2款的规定。职业自由与劳动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可以得到比较法上的印证。
尽管我国《宪法》第42条劳动权最初是作为社会权来规定的，但通过宪法解释可以认定其具有自由权的面向，包含职业自由的规范内容。法律、法规、行业规定设置的职业资格的限制期限有终身、五年、三年或两年内等。
一般预防通过对犯罪人施加刑罚，让一般的社会成员认识到刑罚的痛苦和刑法规范的妥当，从而不敢或者不愿去犯罪。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种类非常多，与之相应，其所限制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种类也非常多，讨论中被提及的有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社会参与权、财产权、住宅自由、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权、迁徙自由、家庭保护等。并且，即使不考虑罪责自负原则，连坐也无法通过宪法上的平等权的审查。此外，对于轻罪同样加以最严厉的职业禁止，也是缺乏必要性的。同样，对于拆除犯罪人房屋的措施，因其涉及财产权，就应当考察是否符合《宪法》第13条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且，实证研究发现，非常大比例的再次犯罪的原因是犯罪人遭受职业歧视、无法向用人单位提供无犯罪证明而导致的失业和生计困难。
也就是说，所禁止之职业与犯罪人曾经之犯罪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而禁止犯罪人从事该职业，有助于预防其再犯相关罪行。这里稍有必要讨论的是，当我们以再社会化的目标评价犯罪附随后果并在备案审查中对其作评价时，其宪法上的基础为何？回到前述的宪法上的人类形象——在社会共同体中自由发展的个人，可以认为，再社会化体现着人类形象中的社会共同体价值。
强调人的无差别性和抽象性。尽管在包括我国宪法在内的现代宪法中，人类形象是所谓社会关系中的人，但个人的人格独立、自我负责仍然是人的形象的最鲜明特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1条规定了社会主义原则，并通过大量社会权条款体现着对社会弱者予以扶助的精神。近期，有学者对这一条款进行了新的建构，认为其所根源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一致论的内涵在于：反对特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2.特殊职业家庭出身等设定是否违反宪法规定？在比例原则的目的正当性审查中，要求公权力不能设定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目的，也就是，如果目的违反宪法，当然就是不正当的。如果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伟大理想，我们也不难理解其中反对人的奴役与实现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追求之间的同质性。换言之，如果以四阶构造来进行比例原则审查，或许在目的正当性层面就可以对株连措施作出违宪判断，而不必再进行后续的适当性、必要性等阶层的审查。《行政处罚法》在2021年修改后，将限制从业作为一种处罚种类，也符合法律保留要求。
（二）适当性原则尽管某些犯罪附随后果的目的或许缺乏宪法上的正当性，但特殊预防，也就是防止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仍然被认为是合乎宪法的正当目的。而且，罪责自负的宪法基础可以基于整个《宪法》第33条展开，而不仅限于该条第4款。
人类形象（das Bild des Menschen，Menschenbild，也译人的形象人类图像人性观等），按照最早作出体系化论述的德国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的界定，这个概念所要处理的是法律如何想象（设想）人，如何打算对人起作用，法律采取什么方式对待人的问题。以上各项宪法未明确规定权利的推导，有的已经有系统的研究，有的还有待基本权利个论的展开，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犯罪附随后果限制公民进入公务员、教师等特殊行业，这些职业被认为是有职业光环的、体面的、高人一等的，甚至是代表了更高道德水准的。刑法上的罪责原则，也体现特定的对人类形象的设想。
笔者亦赞成比例原则的四阶构造。我国《刑法》经过12次修正后，刑法规定的犯罪数量、种类等较1979年发生巨大变化，刑罚功能由报应和威慑功能向积极的风险预防、行为规制和社会治理转变，现行《刑法》及修正案中法定犯的比例达到了85%。在我国宪法学上，这一条款长期被理解为权利义务一致性。一是非列于基本权利章的基本权利。
近期热议的前科消灭制度也同样取向于这一价值目标。如果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地位理论出发，此种参政权属于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主动地位，也就是以国家机关的承担者资格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法律地位。
同样，对国家公权力是否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合宪性判断，也必须基于宪法本身，而不能轻易地诉诸宪法文本外的价值或者精神。其中，涉及国家机关职业资格限制的达26种，如不能担任公务员、法官、警察、检察官等。
在一个关于犯罪人人格权与媒体的新闻自由冲突的案件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应作不同的权衡：在重大案件刚刚发生时，就针对犯罪行为的即时报道而言，公众的信息利益一般而言享有优先地位，从而更应该得到保护的是媒体的报道自由。（3）结合《宪法》第14条第4款可以导出的社会保障权。
